[11]张世亮等译注：《春秋繁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版，第632页。
[②] 蒙培元：《论王夫之的真理观》，载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》第二辑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。中国哲学对人类的贡献，可能就在这里。
[47] 蒙培元：《自由与自然——庄子的心灵境界说》，载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0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。《朱熹的心灵境界说》，载《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》，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编，1993年5月。他说：人与万物是一个和谐的生命整体或共同体，人与万物不分贵贱，‘浑然一体，这是存在论的‘一体。[61] 蒙培元：《心灵超越与境界》，第281页。[85] 蒙培元：《从中西传统人权观念看人与自然的关系》，《人权》2002年第5期。
[⑨] 由此可见，蒙培元的情感儒学乃是一种否定之否定。（一）心灵境界论蒙培元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于冯友兰的境界论，即心灵境界论。这种损益，正是经典诠释的一种体现。
综上所述，《中庸》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总纲是尊德性而道问学。 三、经典新义的生成：温故而知新如果说上文所论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所涉及的主要是经典本义的揭示，那么，紧接着的温故而知新则是《中庸》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：经典新义的生成。[19] 这种本义的内容，可以参考后来宋儒特别标举的十六字心传，即《古文尚书·大禹谟》所说：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这里的博学之其实就是道问学，即指经典诠释。
郑玄注：夏时指夏四时之书也，其书存者有《小正》。[71]因此，前引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句，不可轻轻放过。
后者正是前述思诚诚之的结果，即是经典诠释的结果。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《中庸》 经典诠释学 。关于问，《中庸》里的典型例子：子路问‘强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
3．徵万事以证经义，意指经典意义的证明。而要明善，就必须通过经典诠释的博学之，具体是经过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最终落实到明辨之。要注意的是：这是接着道问学而言的，即是在讲怎样道问学，当然也是经典诠释学问题。以上三项都是此岸的证明。
[54]其实，《中庸》继承了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，却是见于另外的论述，如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待其人而后行[55]，而其人乃是特定时代的人。作为诠释宗旨，尊德性是其内圣方面，鉴往而知来是其外王方面。
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然而关于《中庸》本身的诠释学思想，学界的研究成果几乎阙如。
这与前引道问学之问相呼应，也与前引好问而好察迩言之问相呼应。[④] 朱熹集注：既学而又时时习之，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，其进自不能已矣。[31]（三）致广大、极高明：前主体性诠释的消息这里的广大高明，乃是说的经典诠释中的天地之道。[31]《礼记正义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633‒1634页。[26]《礼记正义·王制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343、1327页。[43]《论语注疏·为政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62页。
[⑦] 1．隐恶扬善所谓迩言，是指亲近之人的言论。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耐人寻味：既然现实的礼制情况并不足以证明经典的意义，那么，这里作为历史根据的考诸三王，其实也已经是经典诠释的结果。
[32]《礼记正义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633页。（2）徵诸庶民，指根据民众。
这种天地之道本身是抽象的，历代儒者对它的理解与解释是有所不同的、变动的，有时甚至相去甚远，这说明天地之道本身其实同样是经典诠释的产物。子曰：‘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
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邢昺疏：学者而能以时诵习其经业。[67] 这是经典意义证明的形而上学根据。朱熹集注：于其言之未善者，则隐而不宣。
[47] 这里，兴、观、群、怨乃是前主体性的情感。[21] 至于审问慎思明辨，都是在讲应当如何博学，孔颖达的理解是正确的：以下诸事皆然，都是覆上‘博学之也。
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。[70] 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纲要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9年第5期，第32–42页。
[26] 这种分辨、论辩，当然也适用于经典诠释，如《学记》说：人不学，不知道。而其阐释的方法，正是经典诠释：大量的子曰或仲尼曰，以及《诗》曰《诗》云，无非经典诠释。
[51]《论语注疏·八佾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66页。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《前主体性诠释：主体性诠释的解构——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》，《哲学研究》2019年第1期，第55–64页。[18] 朱熹集注：素，按《汉书》当作索，盖字之误也。
[36]（一）《中庸》温故知新的前存在者意义所谓温故知新，意谓温习经典的旧义，获得经典的新义。[43] 朱熹集注：温，寻绎也。
[46]《论语注疏·学而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60页。《中庸》经典诠释学思想不仅涉及经典本义的理解和新义的阐发，而且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，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。
[30]《礼记正义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626页。这里可注意的是：《中庸》与《大学》是一致的：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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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76] 蒙培元：《生命本体与生命关怀——熊十力哲学新解》，载《新哲学》第三辑，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。
近溪判定儒学工夫真切有效的标准有两个：具有不学不虑的自然性以及与百姓日用相同。
然而班固又说诸子出于王官，而兵家出于王官之司马，如此则兵家有类诸子。
[55] 蒙培元：《换一个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》，《亚文》第1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。
要更好地理解舜的怨慕，我们可以看《孟子》中另一处论怨慕的文字：公孙丑问曰：高子曰：‘《小弁》，小人之诗也。